[摘要] 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城市个性。但在30多年的急速城市化冲击中，由于缺乏文化自觉，千姿万态的中国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这无疑是一个文化悲剧。“机遇之城”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日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正式落户武汉，并首次发布《机遇之城》报告。该报告选取了中国除北京、上海以外的15个城市，评估其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潜力，武汉总体排名第四，仅次于广州、深圳和南京。
普华永道从2007年开始发布相关报告，本次推出的《机遇之城》所涵盖的15个城市是天津、沈阳、大连、南京、杭州、厦门、青岛、郑州、武汉、广州、深圳、南宁、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东部9个、中西部6个。
本次研究设置了10个维度，包括智力资本与创新、区域门户城市、技术成熟度、健康安全与治安、交通与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人口结构和宜居性、经济影响力、宜商环境、成本等，总变量为60个。分类打分，最后汇总排名。
报告结果显示，总体排名前三位的城市是深圳、广州、南京。总体排名中，15个城市分为四个梯队。前三甲—深圳、广州、南京，形成梯队。武汉、天津、杭州、厦门、沈阳、西安6个城市居中，为第二梯队。大连、重庆、青岛和郑州紧随其后，为第三梯队。乌鲁木齐和南宁因多数维度积分不高而排列在最后。
这是普华永道首次尝试采用国际方法和全球视角来观察这些中国城市。普华永道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管事务主管合伙人、北京首席合伙人吴卫军对《投资时报》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对公开数据的定量化梳理，构建一个通用且客观的指标体系，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参照和建议，也为各城市把握新型城镇化重点及方向提供借鉴。
《投资时报》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规划研究部主任文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李超来解读这份报告。
去“半城市化”
伴随工业化进程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也拉开了快速城镇化的大幕。197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为17.92%，即8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首次超越50%，达到51.27%。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进一步上升至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无疑是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规模的国家。
但是，这条快速的城镇化之路，是一种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半城市化”道路。这一路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污染、城市公用事业滞后、公共设施不足、房价增长过快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城镇化之路需要去“半城市化”，走上一条以“人的发展和福祉的全面提高”为目标、包容而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让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回归到城市发展的本位。
“机遇之城”研究报告避开了“半城市化”时期使用的一些排名方式。吴卫军向《投资时报》记者表示，“机遇之城”的排名结果不是对城市的定性分析，而是提供一种思考方式。
文辉认为，“机遇之城”使用的十个维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城市的发展，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但他也说，鉴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人的城镇化、弥补人在“半城市化”道路中的缺失问题，在城镇化排名的指导方向上，在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人的城镇化”这一因素，是需要被更多考虑的。
李超说，教育、产业和技术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动力。在他看来，“机遇之城”研究报告中，人的城镇化因素最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和创新”和“技术成熟度”，与教育、产业和技术息息相关。这两个维度排名前列的城市，在把握新型城镇化机遇之中也占据着优势地位。如南京和广州，在“智力资本和创新”进入前三甲，也是总排名前三的城市。
深圳为什么是
“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涵盖了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科研、创新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侧面，它与“人的城镇化”关系不言而喻。
15个城市中，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总分的深圳。在“智力资本和创新”上，深圳位列第四，但这一维度之下，深圳共有三个变量占居首位。分别是读写能力和受教育情况、创业环境、创新精神。
此外，在区域门户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经济影响力、宜商环境等维度的分数均位列。
吴卫军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实验田”，创新思维始终贯穿城市发展，吸引了大量受过中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员落户，也是高科技企业和创业者的投资之地。在此基础上，教育产业、高科技产业得到高度激励，“技术成熟度”和“智力资本和创新”位列前沿，深圳自然成为瞩目的机遇之城。
“智力资本和创新”又是“技术成熟度”的发展动力之一。传统产业升级到高新产业，是技术成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李超指出，越是接近技术前沿，越是不能继续走技术引进的道路，这时技术创新又被提上日程，人的因素又被提升到重要位置。
在“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表现突出的另一城市是南京。徐逢贤认为，南京的人才资源优势帮助其获得该维度名。南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是15个城市中的，另外其课堂规模、重点大学的研究水平也名列前茅。在这些因素的拉动下，南京近年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型，技术成熟度也在提升。从2008年起，南京第三产业总产值及从业人员占比已经分别超过50%，2012年又有明显增长。
城镇化与文化传承如何统一
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城市个性。但在30多年的急速城市化冲击中，由于缺乏文化自觉，千姿万态的中国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这无疑是一个文化悲剧。“机遇之城”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在文辉看来，城市文化需要沉淀和积累，它不是有形的东西，但能通过各种物质载体，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体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在“机遇之城”的10个维度中，很多变量都夹杂着文化特质。
在中央政府的有关报告中，一再提出要把文化传承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使用过少见的抒情语言：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种态度。有时候态度决定成败。
南京、武汉、杭州、广州都是有着鲜明文化特色的城市，如何既不失现代性，又传承厚重的历史感，是摆在这些城市面前的一大课题。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陈可石介绍，文化在城镇化的缺失，尤其表现在建筑形态上，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文化遗迹被拆除、毁灭。“去年我去看丹阳古城，2400 多年的历史，可能不久就要拆除了，真是取之尽锱铢、弃之如泥沙。”陈说。
李超认为，或许从便利性来说，千城一面有其优势，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但所有城市瞄准北上广，都要建立国际大都市、区域内大都市，生生割断自己的文化脉络，城市特质就会消亡。城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因此，在对“机遇之城”的评估中，应该增加文化传承的权重。
成本悖论需要反思
在“成本”这一维度上，城镇化又体现了另一种情景。西安和郑州两个内陆城市，是成本的城市。
城市生活的成本，基本由衣食住行构成，成本越低，城市得分越高。由于公共交通成本、商业用地成本及消费物价水平成本均为，西安在成本维度上得分很高。郑州在商业用地成本及居住成本得分排名第2，工资和网络成本排名第3，这样西安和郑州并列成为15个城市中成本的两个城市。
在这15个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城市在成本维度上都得分较高。综合排名靠后的乌鲁木齐和南宁，成本排名处于中游水平。而综合得分较高的杭州、广州、深圳，是成本的三个城市。
这并不难理解。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商业活动越频繁，生活和居住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相反，成本自然就低。
徐逢贤说，这一成本悖论应该让我们有所反思，“在经济发达和适宜的生活成本是否不可兼得？有没有可能在经济影响力、宜商环境和生活居住成本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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